百年中银大讲堂暨第四届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在我校举行
发布人:信息员  发布时间:2020-11-29   动态浏览次数:474

百年中银大讲堂暨第四届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于1121日至22日在我校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师范大学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和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创新资本研究院、联合承办,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青年报、东方网、中新社、上海日报、新闻晨报、社会科学报、上海科技报、劳动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专题报道。


  

会议当天,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朱自强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资深客户经理杨军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殷德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文锋教授、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行政事业机构部副总经理朱环女士、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徐汇支行副行长曹杰先生、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城市研究院执行院长茆训诚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朱惠军、主持工作副院长刘江会教授以及来自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学校的有关领导、专家和学者80余人莅临会议现场。此外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晓光研究员、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教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莫万贵副所长等重要嘉宾则通过线上交流的方式参会。


开幕式上,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朱自强教授致欢迎辞。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资深客户经理杨军先生宣读了本届论坛优秀论文获奖名单,并向获奖代表颁发优秀论文证书。



四川大学顾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何东伟博士等人撰写的九篇论文获得优秀论文奖。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书记朱惠军主持了大会开幕式。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城市研究院执行院长茆训诚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刘江会教授主持了21号上午的大会主旨报告。


朱自强校长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上海师范大学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特别是对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给予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指出,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及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这一背景下,本次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是一所培养经济学类、金融学类、管理学类等应用型技术人才为目标,以国际合作与交流为特色的综合性学院。十三五期间积极服务于国家和上海发展重大战略,在“创新资本与金融风险管理”、“全球城市发展与竞争力”等诸多领域形成了自身研究特色。希望商学院能够借助本次会议,在新的历史阶段,强化使命意识、责任意识,秉持“荣誉源自责任”、“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精神理念,砥砺前行,不断探索和创新,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与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理事会理事长金永红教授在开幕式上代表会议理事会致答谢词。他指出百年中银大讲堂不仅成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进行校企合作的一次重要的尝试,也为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今后更好的与实务界合作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


开幕式后,进行了大会主旨演讲,与会嘉宾围绕当前相关热点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真知灼见。


从“边区现象”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第八届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理论经济学联席召集人张军教授做了题为:从“边区效应”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旨报告。他指出,由于行政区划分割导致要素不能够在行政区域间的充分自由流动,使得在不同行政区域边界的交叉地带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洼地”,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边区现象”。这一现象在长三角区域也同样存在,相对来说江苏跟上海行政边界地带的产出都比较高,“边区现象”不明显,但是上海跟浙江行政边界地带经济发展“洼地”非常明显,这一地带就是杭嘉湖平原。嘉兴、湖州靠近上海,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而江苏靠近上海的地带(即苏南)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与上海一体化程度比较高。为什么相对江苏而言,浙江与上海之间有一个低产出的走廊(洼地)没有消除,这是很不正常的。张军教授从建设用地属地化、耕地红线与省内耕地施行异地占补平衡两个方面解释了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浙江具有“七三二水一分地”的特征,土地资源相对稀缺,使得浙江对土地资源用途的管控更加严格,从而限制相关要素在行政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这是导致上海与杭州交叉地带“边区现象”明显的重要原因。


张军教授最后指出,破解“边区现象”对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需要深化行政区划改革来实现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并进一步推动相关要素的自由流动。


新基建与治理规则引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经济学院院长殷德生教授做了题为:新基建、数据规则和数字经济结构的主旨报告。


他首先从中美是数字经济规模对比、经济数据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数字化和中国产业链数字化格局、跨境数字流动、中国数字经济优势等方面深入阐述了世界数字经济竞争格局。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数字经济德规模和区域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上海版“新基建”从产业链数字化、创新链平台化、价值链数据化和供应链智能化等“四化”角度推动数字经济德发展。其次,殷德生教授从世界大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世界数据经济治理(数据治理、算法治理、数字市场竞争治理、网络生态治理)等角度回答了中国如何更好地参加全球数字经济治理问题,要从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到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同时要以注重培育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殷教授指出,数字经济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规模越大越好,所以我国的数据经济能不能从14亿的中国市场扩展到70亿的全球市场,这是中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关键,我们国家人口多,能够产生大数据,但是如果无法进入全球市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将面临瓶颈,为此,中国需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贸易规则的制定与主导,这样中国数字经济才能通过进入全球数字经济市场实现的规模经济优势。


反思“鲍莫尔病”,深入认识外部冲击(疫情)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晓光研究员做了题为:从鲍莫尔病看经济结构的变化的主旨报告。他指出所谓鲍莫尔病是指随着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停滞部门相对成本上升,导致停滞部门在整个领域中的比重上升,进步部门下降的现象。


杨晓光研究员认为,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使得停滞部门的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一定意义上只是部分表面因素,实际上经济结构的变化本质上来自于人类需求的变化。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得对应层次的需求快速满足,人们的需求层次发生了变化。随着低层需求的满足,高层需求被唤起,并且成膨胀趋势,导致对应于高层需求的产业比重逐步攀升,相对成本、相对工资的上升只是是需求变化的结果。当遇到外部(疫情)冲击,低层需求的满足受到冲击的时候,优先满足低层需求就会上升,产业比重随之改变。因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外部冲击对需求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导致的产业结构的重塑。杨晓光研究员进而指出,新冠疫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重塑产业结构,其一,适应安全需求的产业出现逆全球化趋势(比如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会在各国竞相开展)、其二,伴随疫情的指责、甩锅增加了敌意,刺激军事工业的发展,其三,满足享乐需求的产业因疫情带来的无常感将在疫情过后反弹增长;其四,数字经济因为疫情展视出来的便利性和养成的消费习惯,将进一步蓬勃发展。如何适应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识别宏观经济金融领域“黑天鹅”和“灰犀牛”,积极应对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第八届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朱孟楠教授做了题为: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发展:风险点及其防范的主旨报告。


他指出,从国际上看,目前最大的风险点有两个,一个是在过去百年演变过程中,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非常大,展望未来,由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另一个来自于国际上的风险是人类技术的发展以及来自于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冲击,这个也要引起高度重视。例如新冠疫情无法预测的影响力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以上两个风险点是总的来看,不是一个国家,是全世界的。国内目前的风险点主要包括如下:第一个风险点是GDP增速下降,这个受到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第二个风险点是目前的债务水平,大概占到GDP300%,这个风险要高度重视。第三个风险点在金融系统。首先是货币供应量不断增长。其次是信贷增长的同时,不良贷款余额也是增长的,而且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到历史较高水平。第三是中国股票市场没有做好经济晴雨表,有很浓厚的投机色彩,同时很脆弱,缺乏财富效应。第四,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外汇储备风险。人民币汇率波动水平,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双向波动,但是问题是非常容易受到国外形势变化的影响。中国外汇储备,关键是怎么样加强科学管理。中国是一个顶层设计非常优秀的国家,未来防范风险点,从国家层面最重要。从国家层面可以做三个事情,一是把经济做大,二是加大供给侧改革,关键是把科技这块短板补上去。三是改革开放打破突破口,加强国际合作。最后,培养高层次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要培养基础厚实、坚韧不拔、家国情怀的高层次人次。未来中国要成为大国、强国,除了政治、军事、文化向前走之外,还有自信,自信来自于文化底蕴。


警惕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逆期限效应引发地方债风险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吴文锋教授做了题为“地方政府债隐性担保的逆期限效应”的主旨报告。他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债具有高杠杆、低透明、易传染三大特征。正常而言,期限越长,应该利差越小,而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却正好相反,即所谓地方政府债发行利差的逆期限结构现象,吴文锋教授发现评级因素、区域因素和流动性因素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他认为投资者对地方政府“刚性兑付”地方债的隐性担保“信仰”才是地方政府债利差逆期限结构现象背后的原因。吴文锋教授最后以部分国有企业信用债违约案例为例,指出监管当局需要高度关注“地方政府债隐性担保的逆期限效应”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


发展科“创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莫万贵副所长,通过在线视频的方式作了题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值得研究的问题的主旨报告。他指出金融如何支持科技创新,实际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风险承担的问题。莫万贵所长认为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科创企业的名录库、建成科创金融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完善知识产权评估等方式来发挥重要作用。


在解决风险承担问题方面,他提出科创活动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风险更好一些,在不同的阶段谁来承担这个风险更好一点,这个是值得研究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还提出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它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不是就一定更强,比如说美国。但是间接融资为主的德国和日本,好象他们的创新能力也不错,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我们值得去研究和探索。央行鼓励进行“科创金融”试点,比如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进行一些系统的制度集成的创新激励和引导资金去投入到高风险的高新技术行业。同时积极发展便利科创股权投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区域的股权市场,对风险投资机构给予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建立私募股权转让的平台,增强流动性,推动S基金发展,拓宽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退出渠道等方面来解决科创活动的风险承担问题。


避免陷入负利率货币政策困境,提升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数量经济学学科带头人崔百胜教授做了题为“零利率下限”约束下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宏观调控效应与社会福利效应研究“的主旨报告。他指出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以及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接近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如何选择,以及如果实行负利率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崔教授指出我国目前采取更偏向于价格型的混合货币政策规则,在“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虽然对产出、消费、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却会带来较大的福利损失。因此,在当前我国利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还有较大操作空间,应该尽量的避免类似于像欧盟和日本等国陷入负利率货币政策困境,并采取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提升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21日下午的分论坛报告则从风险投资、创新管理、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管理、银行与科技金融、房地产及其他不同侧面分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赵红军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张震副教授,分别主持了22日上午的大会主旨报告。与会嘉宾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志阳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韩立岩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黄福广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金永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曜教授、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李姚矿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黄虹教授分别围绕数智创业、地缘政治风险对能源价格影响、风险资本参与治理与业绩承诺、风险投资网络与企业并购绩效、私募股权的价值增值机制、天使众筹联合投资网络结构及动态演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等学术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


最后,大会举办了闭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创新资本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理事会理事长金永红教授主持。


江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王雷教授总结发言。王雷教授代表与会嘉宾感谢本届论坛组委会的精心安排,并回顾了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发起及前三届论坛,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旨在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一个高水平的交流平台。苏州大学金融工程研究中心李丹丹博士代表“第五届中国风险投资学者论坛”承办单位发言。




(供稿、摄影: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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